被现实干掉的人
1
一个狐狸精的幸与不幸，到她25岁就可以写一部跌宕诡艳的长篇小说，而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多半也就三两句话的事儿。我的表姑韩三生在20多年前闯进我家的门时，便似乎铆足了劲要在我10岁的革命世界里去验证一个狐狸精的曼妙。
从父母神神秘秘的絮语中，我得知韩三生那年正好25岁，在打掉一个已婚男人的孩子之后被我的表姑奶奶赶出家门。他们老两口在上世纪50年代扎根新疆，都拥有生产建设兵团的一颗红心，自然不能容忍家属大院里有这样一个丢人现眼的叛逆闺女。
韩三生索性到外面的世界环游一圈，从茫茫戈壁的大西北一路跋涉游玩，途经中原，想起还有一个远房亲戚，便落脚在此休养生息。
父母对这个多年不见的表妹，除了例行公事地接待，家常叙旧都被韩三生的露背花裙子吓跑了。那是一件淡绿色底子的印花绸子长裙，她有一头乌黑微卷的长发，背上一大片裸露的肌肤在阳光下闪烁，比刚用井水洗干净的水萝卜还要新鲜。
那年我10岁，住在豫东一个叫作太康的小县城。县城无山有水，一条长年被垃圾填满河床的涡河静静流淌——如同当时的每户人家院子里都会有一个肮脏的粪坑，这注定了住在这里的人的粗糙与无趣。整个80年代的理想主义气象仿佛在这里失踪了，这里是情趣虚无的乌托邦。
25岁的韩三生是一个异类。在我家吃第一顿饭前，她就令人发指地把她的碗用开水先烫了一遍。这种矫情使得母亲那天愤怒地少吃了一碗饭。
在我家的第一夜，韩三生又用洒在被子上的一瓶香水表达了对不洁的厌恶。当我在清晨喊叫着“姑姑”跑到韩三生的房间，满室的女性馨香欢跳着钻进我童年的鼻孔时，我禁不住打了个喷嚏。这种纯粹发自感官的海啸不亚于第一眼看到她穿的那件露背花裙子。
她床头有一排水晶般流光溢彩的瓶瓶罐罐。在我10岁的生命中，这一切如同天外来物般新鲜。我身为小学教师的母亲总是穿一件黑色半裙，我家唯一的护肤品是一瓶无色无味的甘油，我永远留着男孩子一样的短发，电视里演琼瑶剧，秦汉把头戴蓝色发箍的刘雪华拦腰抱起的镜头总会使我尴尬地在沙发上倒立，以掩饰激动，父母亲则一边嘟囔“演的啥呀这是”，一边迅速换台。
我不敢动那些美丽的瓶子，但我盯上了客厅茶几上的一个绿色瓶子。于是，我的母亲在那个燥热的夏天，目睹了她的小女儿是如何把一大瓶花露水浇在脑袋上的。
2
一顿拷打胖揍之后，我大概明白了女人身上有香味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未婚先孕的韩三生的身体要比充满污垢的被子更为肮脏。为了表达革命立场，我只好大哭着向韩三生吐了口唾沫，也不再和她说话。
韩三生当然看出了这种蔑视。
她在我家益发孤独，之前她把我当作一个大人，吃完了饭，就跟我说话，沉默的时候，就若有所思地咬自己的手指甲。她说，当她思念谁的时候，就会这样。我不懂什么是思念，我只知道，我是中原大地唯一和她玩耍的人。
现在她除了吃饭，就总是待在她充满香味的房间里。我不知道她是在说话还是在咬手指甲。这样过了大约半个月，她便挥挥衣袖离开了这个异己的世界，如同亦舒师太在小说中推崇的那种一言不发咬了牙走开的女子，保持一个美丽的背影离开，生怕在恶形恶状的世俗中，先将自己输掉了。
庸众是残酷的，每个人是善良的。她走的时候，母亲给了她一大把钱，我都看见了。我还看见韩三生又把那些钱悄悄放回了她的床上。
韩三生当然不知道，她走之后，我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钻进她的被子里充满负罪感地睡了一觉。
3
我的表姑韩三生是世人心目中的狐狸精，但她给我带来了一种关于美的生理阅读。
对于我这样一个生于80年代的县城女孩来说，一切“讲吃讲穿”都意味着搔首弄姿、吸引异性的注意。尽管背负着这顶大帽子所带来的羞耻感，我还是开始热衷于把家里所有兄弟姐妹的衣服穿个遍，母亲卧室里的衣柜上镶嵌了一窄条落地镜子，那就是我的走秀台和摄像机。我用红色的墨水在嘴唇上涂抹，在唯恐被抓个现行的不安中偷偷摸摸，乐此不疲。
这种乐此不疲一直延续了我的整个青春期，坐在高中课堂上，我偶尔会望着窗外，恶狠狠地想，要我在乎考试成绩，我偏不在乎；规定我要去研究爱因斯坦和爱迪生是不是一个祖宗，我就偏不去研究。人活一生怎么就这么多约定俗成，那是他们自己约定的，不是我。我要像风一样自由。
但我当时也只能用幻想荒唐地诠释我所谓的自由。我当时并不懂，自由定律二：约束是自由之母。我所痛恨的这些约束，恰恰是使我能感受到自由和拥有自由的东西。
我还是乖乖考上了大学，在我看来，大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更多告别庸常的手段。虽然我仍旧要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办公室里老老实实当我的德育老师，在各种明规则潜规则的世界里摸爬滚打。
后来我看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容的《花容月貌》，少女伊莎贝拉完全是出于本能，热衷于对非法行为的探索。兰波写过一首诗，题目是“没有人在17岁认真”。伊莎贝拉就是这样。